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继续回升。去产能不断深化。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6.7%，比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供需关系更趋平衡。去库存进展明显。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4.7%。降成本成效继续显现。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42元，同比减少0.37元。补短板持续推进。上半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农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5.4%和15.4%，分别快于全部投资29.4和9.4个百分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2015年以来的回升态势，增速已接近2%。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效初显，宏观杠杆率逐步趋稳。金融体系无序膨胀势头得到遏制，同业和表外业务规模明显收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势头放缓，PPP乱象得到治理。去杠杆取得进展，宏观杠杆率趋稳，微观杠杆率下降，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6%，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各方面风险防范意识得到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

  污染防治取得新进展，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上半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2%，降幅高于3.0%的年度预期目标。清洁能源消费在整个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7.2%，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2.0%，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全国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8.3%，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下降。

  高度重视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的新挑战

  当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国内经济面临新问题新挑战，经济运行稳中有变。从国际看，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的外溢效应影响增大。从国内看，一些潜在风险释放和投资增速放缓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美国对我加征关税措施不断升级的影响。美国越过多边机制，依据其国内法对我国商品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6月15日，美国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并于7月6日对其中340亿美元商品实施加征25%的进口关税，中方同时采取反制措施。7月11日，美方再度公布对中方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清单。8月1日，美方又提出要将征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中方随后决定将依法对自美进口的约600亿美元商品按照四档不同税率加征关税。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外贸出口的直接影响较为有限，但我们要关注其对市场预期和供应链调整的间接影响。美方挑起贸易战的行为遭到世界普遍反对，因为这不仅会对中美两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将给正在复苏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带来冲击。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的外溢效应。今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步伐加快。美国上半年已连续两次加息，全年预计加息三到四次。欧洲央行宣布今年10月份开始将每月购债规模从此前的300亿欧元减少至150亿欧元，年底结束购债计划。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推动全球流动性收紧，利率中枢水平上升，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一些负债水平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汇率大幅贬值和资本外流现象，增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同比回落2.6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的影响。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房地产投资高位运行，但基础设施投资仅增长7.3%。控制地方政府负债、规范金融企业为地方政府融资等政策实施，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同时，也使得融资渠道收窄，对基础设施投资有较大影响。如何在不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下，拓宽基础设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保障在建项目建设，是下半年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应该看到，外部环境变化和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基本面。虽然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但只要积极应对，就可以化压力为动力，倒逼国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回顾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当时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要更加严峻，但我们主动作为，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结构升级，不仅顶住了外部压力，而且推动经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整的结果，如果应对得当，不仅能深化结构调整、有效释放风险，而且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