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活字印刷考察的结果更是如此。清内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和木活字印本《聚珍版丛书》，字体版式俱佳，甚至还编有“钦定”的活字印刷“规程”，而其后制作的大量的私家和坊间排印本，并未因为有活字印刷规程，有官修的两部活字印本作为样板，此后的活字印本质量就得到明显提升。相反，清中晚期制作的活字本字体版式多是五花八门，制作粗陋，不忍卒读者更多。

  如此的例证还可从当代进行的活字实证中获得。或是为了商业目的，或是为了学术研究，我们至今还在进行着古代活字印刷术的试验和制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曾经采用自制的活字为《适园丛书》补版，并在工作完成后撰写了“木活字工作总结”。从总结看，他们虽然常年从事雕版印刷工作，但工匠都没有活字印刷的经历，仅仅依照王祯和武英殿的活字印刷文献，通过试验摸索，刻字七万余枚，排印一千八百七十五页，顺利完成了《适园丛书》补版工作；二十一世纪初，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又试验成功铜、锡、木、泥等各种材质的活字以及活字瓷板，印刷了《唐诗三百首》等书籍，据说全部用古代记载的方法复原，既带有实证性质，又带有商业目的。制作各种材质的活字，排成书版，固定不拆，至今尚在反复印书；中国印刷博物馆以尹铁虎先生为首的课题组严格按照文献记载的毕昇使用的活字印刷术，制作成功泥活字，印成《毕昇活字版印实验研究》；更为典型的是，甘肃武威孙寿岭按照沈括所述的毕昇造泥活字法，试验制作了西夏文的活字3000枚，复制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取得成功。孙寿岭先生不是印刷工匠，他按照《梦溪笔谈》的记载，只使用了泥土和煤炭炉，就能制作出西夏文泥活字，成功复原（试印）了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宁夏任振斌也和孙寿岭一样不是印刷工匠，按照沈括、王祯制作活字的方法，也成功制作了西夏文和汉文的泥活字、木活字以及石质活字。当今在浙江福建的偏远地区，依然存在以家族为单位的印制家（族）谱为业的活字印刷术，各自独立完成从写样刻字排版印刷的所有工序，尽管质量时优时劣，业务时多时少，影响时大时小，但都能成功地排印家谱，并为市场接受。

  上述各活字制作单位（包括个人）制作活字时，并没有发现互相借鉴的例证。比如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两次制作活字，据考证，分别由完全不同的人员各自完成，相互之间都没有借鉴关系。相反，对两次活字制作活动所做的总结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是用毕昇、王祯发明的造字原理，参照武英殿制作活字的方法完成的。

  以上事实说明，大多数活字制作活动都看不到活字制作单位（刻书铺）之间、地区之间、时间前后有明显传承关系，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对活字制作基本不产生影响。只要有需要，只要有人出资，无论何时何地的工匠（甚至不一定是工匠，比如武威的孙寿岭、宁夏的任振斌都不是工匠），都能按照毕昇、王祯发明的原理和武英殿的造字方法制作出各种材质的活字、采用自己最合适的固版排版方式用于印刷。这就是说，沈括记载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原理才是最重要的。各朝代各地区工匠的文化程度、技术水平高低不同，制作的活字质量优劣不同，但是，只要有需求，工匠（甚至不需要专业的雕版印刷工匠）仅根据沈括的相关记载，就能通过实验摸索，最终制作出活字，并且都能印出书来，只不过是质量高低有不同。

  据此，笔者认为古代中国的活字印刷，直接起源于沈括和王祯记载的活字印刷原理。明代以前或以后出现的种种材质不同及制作方法不同的字丁，材质不同及制作方式不同的版盘，乃至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工匠在活字印刷实践中采用的不同工艺，都是对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合理而必要的改进。沈括记载的活字印刷技术是原理，在这之后出现的种种材质不同的活字和固版排版工艺都是对活字印刷原理的改进和补充。

  中国的活字印刷实践证明是如此，韩国的活字印刷实践也证明是如此。

  韩国金属活字印刷成熟使用较早，这是在韩国上至朝廷下至工匠共同努力下，对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完善。韩国金属活字印刷无论取得如何的成功，在雕版印刷为主、雕版印刷技术更为成熟的中国，不会有多少影响。通过即便是无锡苏州活字印刷成熟使用的时候，也极少有读书人会真正注意活字印刷技术。这也是明代活字印刷文献奇缺的原因。即使有人留下字数不多的记载，也找不到从技术细节角度进行的描述。更别说会关注远在声讯不通的异域的活字印刷了。韩国的活字印刷尽管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这仅仅是我们今人的看法。在宋元明中国盛行雕版印刷技术的大背景下，雕版印刷物远比韩国活字印刷物更加精美，更加受读书人的青睐。清代或更早，中国官府对活字印刷没有产生过兴趣，几乎也没有和活字印刷发生交集。即便是古代有少数官员能出访朝鲜半岛，未闻有谁对古朝鲜的活字印刷技术有兴趣并有过记载。古代工匠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国内国外资讯几乎不流通，很难及时和准确了解国外的印刷术。中国刻书铺即便有了制作活字的需要，在中国通过毕昇、王祯的相关文献来了解活字印刷技术环节，比到国外了解活字印刷技术要务实得多。

  从这个角度说，沈括和王祯对活字印刷术的文字记载，意义非常重大。尽管这些记载文字简单，甚至简单到后人对文字的理解有诸多差异，但工匠（毕昇）的实践和文人（沈括）的记载完美结合，使得这项伟大发明的原理及细节让后人知晓，也才使得各地乃至东亚各国的工匠能以此活字印刷原理为基础，开展各项技术的实验和改进，最终使活字印刷术成为一项实用技术，这项技术尽管有成熟与否、高低优劣等种种差异，但和雕版印刷术共同组成了流行于中国和东亚的古代印刷术是不争的事实。

  注：作者刘向东，扬州市图书馆研究馆员。本文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1期（总第15期），注释删略。本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出版业》2019年第6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