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承载的教育性

  说到媒介的教育性，人们常常首先联想到“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概念由literacy而来，literacy最初指人们读和写的相关能力和素养，而教育也正是从基本的读写开始。随着媒介的发展，逐渐从口头文化过渡到书面文化与印刷文化，一直到今天的互联网文化，形成了“媒介素养”概念。

  但是媒介所承载的“教育性”，并不只是停留在人作为主体“更好”地利用媒介这一客体物来塑造一个更好的人的层面。正如Crain所说，“literacy”所表达的其实包含了读、写之外几乎所有未说的东西，它与意识形态、文化、身份、权力、快乐、抱负以及历史语境等都有着关联。这恰恰说明，媒介一直在潜移默化地给予人深刻的教益，几乎涵盖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的凝固的、特殊的“看”之中，教育只能是由人出发的“教育”，媒介只能是为人所用的“媒介”。继而在人考察媒介的教育性时，往往是从先在的“教育”与“媒介”两个概念本身已经凝固的日常观念预设出发，使得“媒介教育”本身的“在”始终被遮蔽着。

  现象学认为，我们“必须给所有超越之物（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东西）以无效的标志”，即要求我们对既有的观念进行“加括号”“悬置”，从而让我们尝试“还原”到前反思、前概念化、前观念化的开阔地带。让我们先从“媒介教育”的“教育”入手。在教育学中，“教育”被定义为“有目的的专门培养人的活动”，从这一基点出发，教育的“在”就由这一教育的“是”规定。人们按照这一先在观念里的“教育是什么”来审视教育，来寻找现实生活中“符合”这一定义的教育，继而反过来让这一教育的观念变得更加牢固。教育所“是”与教育所“在”形成了结果由前提保障的循环论证。但是，当我们回忆自己的教育经验时，那些我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教育”的某一刻，我们所感受到的“教育”又好像与教育学中的定义非常遥远，被命名的“教育”无法与教益在具体的人生中绽放的那些教育时刻互相映照。

  教育的效用性由人们根深蒂固的时间效用性观念而来。“教育”时常被置换为一堂课，一学期，一本书，一场考试……于是这些被计量的教育时间的结果被等同于“教育”本身，去学校、读过了书、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高分、记住了一个个的“知识点”，都被视为“受到”了教育。这一段段被计划好、安排好的“时间”被看作是教育在场的证明，被认作了教育的“是”。但是正如前文所论述的，这些“时间”之结果、“教育”之结果与我们曾体会过的那些教益绽放的“教育”相距甚远。教育在场之“时”往往是人们跳脱于现实中功用性的时间安排而进入到“我”与书本、“我”与作者、“我”与老师，甚至是“我”与自然、“我”与网络的本真交往时间中去。而教益恰恰凝结于教育中绵延的本真的时间，教益也随流淌于其中的时间打开，这些“时间”都在本质上不同于那些精心计划与安排的教育时间。当“我”在与物和人的交往中经验教育之时，也就是教育显现其所“是”之时、教育“在场”之时。教育的“在”给出教育所“是”，而不是由教育的“是”拘囿教育的“在”。这让人看到经验本身、生活本身，以及媒介本身的教育性。

  同样，只要教育仍被拘禁于效用化的教育之中，媒介之于教育的“所是”也一同被拘禁。媒介在效用化的教育中，只被视为那个现成的装盛在教室、课本、课程中的“教育”的实现工具，因此只能以“好媒介”/“坏媒介”、“新媒介”/“旧媒介”存在于教育目的的达成过程中，但是媒介与人的相遇本身所散发的教育性，媒介本身而非作为工具物的媒介在教育中的“在”被遮蔽了。实质上，“作为媒介的教育”与“作为教育的媒介”是共同存在的。杜威认为，社会生活不仅和沟通完全相同，而且一切沟通（因而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教育即经验的积累与生长，由“教育即生活”我们可以得到“传播即生活”“教育即传播”。换言之，“在生活中”“在经验中”“在教育中”“在媒介中”都是一体进行的。“我”与媒介时时相遇，“我”时时在媒介中经验，不同的媒介让人经验不同的“在”，从而向人派发不同的教益。

  二、教育中隐藏的媒介性

  图书虽是媒介，却不只是承载与传递教育内容的工具，更被人视为知识与教育本身。虽然媒介一直在更替，但是“书-教-育-人”在人们的观念中仍未改变。书赠与人的教益不只是其所承载的知识影响了人。人们常常只关注写在书中的作为结果的“知识”，认为掌握了、占有了、记住了即“受到”了教育，但我们往往忽视了“在书中”本身让人领受的教益。

  端坐在书桌前，捧起书本，就意味着人需要抛开周遭的现实世界，投身于书本的世界。这是人要上“书本之课”之前所要做的准备，也是在印刷媒介的规训之下逐渐养成的习惯。它让我们从开始上学起就形成了一定的身体记忆。读书不仅是对专注力的长期训练，更是对人身心一体的规训。只有首先将身体调整以适合人与印刷媒介的交往，才能在更长时间范围内维持读写的效率与速度，使姿势与身心之间达到一种最佳联系。印刷媒介通过这种对人身与心相配合的长期规训，使人与自身的“天性”（飘忽的思绪、好动的身体、不足的耐心等）做斗争，从而塑造出理性、逻辑、沉默的“印刷人”。人需要对书本倾注百分之百的专注，去到“在书中”所给出的本真的教育时间中去。“我”真正地“在书中”之时，也是“我”“领会”之时。但在儿童的现实教育中，“领会”的时间被无限压缩，本真的教育难以在计划的教育时间中获得一席之地。学生越来越受“为我所用”的学习目的的支配，只读“有用”之书，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以“为我所用”的思维读书，读书是为了“有所用”，如能考好的学校，能找到好的工作等。由此，“在书中”本真的教益遭到隐匿，书越来越“堕落”为传递结果的媒介，也越来越被视为“旧”媒介而在人的生活中衰落。书仍向人打开世界，但是何以打开、打开为何早已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