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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皮书、灰皮书：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

2009-09-17 10:14:27.0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报责编：乐轩

摘要：: 今天，走进书店，可供读者选择的各类图书，其数量和品种用“海量”和“眼花缭乱”来形容毫不夸张。2008年，全国出版图书27万余种，其中新版书近15万种，总印数69.36亿册（张）。为买书、看书排队，传阅手抄本之类的景象，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只能在怀旧影视剧里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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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印】讯：如今，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已入选高中语文课本，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被列入高中课外读物。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卡夫卡、塞林格以及很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其他西方作家、学者及其作品，都还贴着“危险”的标签，他们的作品只能以标有“内部发行”字样的黄皮书、灰皮书形式出版，而且特别注明“仅供一定级别的干部阅读、批判”。

　　这些情形，在图书品种、数量极为丰富的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诞。幸运的是，随着那个特定年代的结束，无论是文学类的黄皮书，还是政治类的灰皮书，都已成为历史长河中远去的背影。

　　特定历史时期：为“反修”树立靶子

　　近年来，不少作家、学者在回忆文章中常常提及黄皮书、灰皮书，透过这些文字中的只言片语，那个遥远年代的模糊影像渐渐清晰起来。

　　在研究方面，曾在广州一家出版社供职的老编辑沈展云的《灰皮书，黄皮书》，是一本不多见的系统介绍这段历史的作品。“这些书籍装帧简单，一律以灰色、白色、蓝色、黄色、绿色等单一色调做封皮，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名。”

　　而这些装帧极简单、带有几分神秘感的书，又是缘何而来的呢？据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回忆，1960年，中苏关系趋紧，作为“反修”的具体措施，出版系统相应成立了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该机构实际上是“反修”小组的外围机构，负责为其提供资料。其中，黄皮书主要是文学类书，灰皮书主要是政治类书。

　　而在译者选择方面，除了众多“又红又专”的专家、学者外，一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过“问题”而外语好的人，也被找来做翻译工作，当时的提法叫做“废物利用”。沈昌文当时就负责与这些专家联系，他们提出的很多书目在今天看来仍十分经典。不过，很多译者采用的都是笔名，比如，何清新（何清，是清河劳改农场的反称；新，是指自新）。

　　一直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张福生，虽然1977年入社时黄皮书出版工作已结束，但通过多年搜求、多方了解，他对黄皮书的出版过程相当熟悉。60年代出版的黄皮书，每种只印900册左右，而且读者范围很明确：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书出版后，出版社会按一个小册子里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收到书的读者行事也要十分谨慎，一些单位要求阅后锁进机密柜里。

　　文化饥荒年代：“反面教材”一书难求

　　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等，人民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出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此外，美国的《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英国的《往上爬》、《等待戈多》，南斯拉夫的《娜嘉》，瑞士的《老妇还乡》等图书也有出版，但数量与苏联作品相比要少一些。

　　尽管这些书的传播面很窄，初衷只是为批判提供靶子，但在流传中确实成为那个思想冰冻年代里中国与当代西方文化之间隔而不绝的桥梁，甚至被视为一条通往“异端”思想的“小道”。

　　沈昌文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对灰皮书最熟悉。

　　像李慎之、董乐山和中央编译局许多老前辈选的书，当年自然也只认为是反面教材，但时间一长，特别是到改革开放后，再重温那些旧籍，觉得实在是深意存焉。

　　不过，像沈昌文这样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些书的人毕竟是少数，许多年轻人为了读到这些“内部书”可谓绞尽了脑汁。

　　后来成为作家的陈丹燕和徐晓记忆中的黄皮书、灰皮书阅读经历，充满了冒险和新奇的味道。她们二人，一个趁哥哥不在家时看过他的《你到底要什么》，一个则从朋友手中借到过《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斯大林女儿的信》之类的书。那时，由于后面排队等着看书的人还很多，有时候一本书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24小时。不仅如此，很多书还在知青中被当成手抄本流传。

　　图书海量供应年代：经典作品传承不衰

　　70年代末，随着全国各地出版社恢复正常工作，出版重心逐步转移到解决“书荒”的问题上，许多过去应列为“内部书”的作品逐渐可以公开发行了。黄皮书和灰皮书的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已渐渐褪去，其历史使命也随即结束。

　　回顾这些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其中很多在今天看来仍为经典之作。

　　打开亚马逊网上书店的网页，搜索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时会发现，现在仍有不少美国读者在求购该书1951年的初版，其影响力可见一斑。而该书最早在中国出版是在1963年，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负责英美文学书籍编审工作的施咸荣先生最早翻译了该书。施亮在父亲离世后的回忆文章中曾写到这段故事：1962年年底，施咸荣开始动手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次年9月，此书作为“内部书”出版。译书时他字斟句酌。他本想将书名定为《麦田里的看守人》，可觉得不妥。后来，偶然想起在海岛上看守灯塔的守望员，才改为“守望者”。如今“守望”一词已经广泛使用。

　　今天，走进书店，可供读者选择的各类图书，其数量和品种用“海量”和“眼花缭乱”来形容毫不夸张。2008年，全国出版图书27万余种，其中新版书近15万种，总印数69.36亿册（张）。为买书、看书排队，传阅手抄本之类的景象，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只能在怀旧影视剧里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