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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印刷人揭秘背后的故事

2009-12-05 00:00:00.0 来源:南国早报  责编:王琦

摘要:
制版车间把纸型做好后,工人便把铅溶液倒进铸字机,铸出各种型号的铅字,供排版使用。铅版排好了,张继和工友们就得把它们搬上机器,开始印刷。张继告诉记者,当时的《广西日报》有4个版,需要用4块铅版,假如需要印刷红色字体,还得多加两块。每块铅版约有15公斤,要印一份《广西日报》,工人至少得搬运五六十公斤的铅版。加上当时印刷厂代印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羊城晚报》等,劳动量可想而知。铅版上了机器,张继和工友们还要随时观察墨斗有没有墨,墨色的轻重。每印完一份报纸,工人还得将铅版回炉,烧熔重铸。每天上班时间,那口大铅锅总会发出“咕嘟咕嘟”低沉的响声。

  【CPP114】讯:每天早晨,也许你会从自家订报箱里,或是报刊亭中拿起一份报纸,让它陪伴你的闲暇时光。你可曾想过,这厚厚一叠报纸、这些有趣的文字和照片,是如何被编排印刷出来的?一份报纸的“出炉”,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近日记者对广西日报社印务中心和两代印刷工人的一番寻访,也许能满足读者们的好奇心
  1949~1973年 跨越“铅与火”

  老师傅的“闭门羹”

  1949年,侯钊才18岁。15岁时父亲就过世的他,不得不出来谋生,摆摊做过小贩,在“九八行”做过伙计,挨了不少冷眼和责骂。1949年,他来到位于南宁市共和路的一家印刷厂当勤杂人员,负责送信、做杂事。

  1949年12月3日,《广西日报》在桂林创刊,12月4日,南宁迎来了解放。年轻的侯钊与工友们站在印刷厂里,看着解放大军列队从厂门口经过。

  南宁解放后,侯钊被调到印刷厂保管室。他回忆说,当时印刷厂没有照相制版的工人,报纸上满满的全是文字,没有一张照片。

  不久后,桂林、柳州等地的几个印刷厂合并到了南宁,成为广西日报社印刷厂,一名掌握照相制版技术的师傅也随厂迁到南宁。这名老师傅有点“老古板”,虽然工厂给他配了学徒,他却只让学徒做些杂事。配制药水等技术活儿,他则躲到小房间里独自忙活,把徒弟挡在外面。

  时间一长,印刷厂方面开始发愁了:两年后老师傅就要退休了,谁来接班?

  1953年,报社决定派印刷工人外出学习照相制版技术,但在解放初期,有文化的工人很少,领导搜寻的目光最后落在上过初中的侯钊身上。于是侯钊远赴北京,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学习。

  从“烂版船”到“烂版缸”

  几个月后,侯钊学成返邕。1954年,合并不久的广西日报社印刷厂再次“分家”,多数人留在共和路的印刷厂,包括懂得照相制版的老师傅;侯钊和几十名工友则来到民主路的广西日报社印刷厂新址。

  新印刷厂白手起家,大多数设备都得重新购买。虽然麻烦,但也有一个好处——它总比旧设备要先进安全。

  提起旧设备,侯钊连称“危险”。例如制版,当年可是力气活,旧的印刷设备都得靠人力手动。一块半圆形的木头,叫做“烂版船”,用来腐蚀锌板,刻出文字和照片。工人双手握着“烂版船”不停摇晃,“船”里是带有剌激性气味的硝酸、氢化钾、苯橡胶等有毒材料。

  广西日报社印刷厂迁至民主路后,侯钊和工友们专程到外省购买了一批新的印刷设备,其中就包括“烂版缸”。

  “烂版缸”比“烂版船”安全一些,工人们再也不用每天摇“船”,只需通电开启机器即可。但是用“烂版缸”做一块版面耗时颇久,锌版拿到缸里腐蚀后,拿出来烤干,涂一层“麒麟血”粉,再回缸,再烤干……前后得花好几个小时。

  “靠天吃饭”晒照片

  照相也不简单。侯钊说,一张照片的成型,当年多是“拜天所赐”。

  原来,当年照相用的是玻璃底片,侯钊得找一块大玻璃,裁成需要的大小,洗干净表面。玻璃底片先涂一层蛋白水,再涂上自己配制的显影液,在酒精灯上烤干。

  玻璃底片和锌版都需要拿到太阳底下晒,感光成像。哪天太阳没露脸,说不定就没法刊登照片。侯钊笑言,当年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天气预报。

  照片冲晒出来,还需要定影,定影就得用到含有剧毒氰化钾的药水。工人们穿着普通的工作服,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甚至连手套也没有。

  这些潜伏着危险的旧设备,几年后逐渐被新设备替代。过去用来烤干玻璃底片的炭精灯,也换成了较为洁净无烟的钨灯。1974年,印刷厂淘汰了玻璃底片,改用胶卷。

  “懒人”的“懒办法”

  如今年近八旬的侯钊,回想年少时做伙计、摆地摊的经历,感叹在广西日报社印刷厂的工作让自己感觉到温暖与平等。南宁解放后,第一任广西日报社社长便跟工人们一起谈心,这让侯钊十分感动。他说:“在印刷厂要经常上夜班,但工人们个个埋头苦干,从不计报酬。”

  在工作之余,侯钊还琢磨着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每天,印刷厂总会收到从报社编辑部发过来的照片,这些照片得经过翻拍,再按照版面的要求放大或缩小。由于放大或缩小的比例不一样,工人必须逐张翻拍,十分费时。侯钊便做了一个“井”字形的比例尺,四条边框可以活动。工人用比例尺量一下照片,把缩放比例相同的照片放好,一次性拍完,能节省不少时间。

  翻拍好的照片必须一张张烤干,工人得夹着照片一直站在炭精灯旁边,腾不出手干别的。侯钊做了一个分成几格的箱子,两侧留了缝隙。烤照片时,就把几张照片放在格子里,在箱子一侧放置红外线灯管和一台小电扇,把热风往缝隙里吹。这个“烤箱”一次能烤好几张照片,照片烤得也很均匀。

  有一阵子,印刷厂的照相机不太够用,侯钊又琢磨开来。他用木头做了一个外壳,再配上买来的镜头,拍起普通照片绰绰有余。如今,这台木头照相机还保留在广西日报传媒博物馆内,向参观者讲述一代印刷工人的聪明才智。

  对这些发明,侯钊谦虚地表示这只是“懒人想的懒办法”。然而这些看似微小却实用的发明,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侯钊也因为爱岗敬业和技术创新,在1954年和1983年两次获得自治区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1973~1985年 进入“光与电”

  北京来的“航空版”

  1973年,印刷厂除了印刷《广西日报》外,开始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工作量一大,“烂版缸”就跟不上了。这时,一种无粉腐蚀机取代了它的位置。新机器用的是添加剂,工人们只需要调好时间和温度,10多分钟后就可以得出锌版图片。

  然而代印报纸的工作仍不轻松。上世纪70年代初期,没有传真机,更没有卫星,《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只能靠“航空版”——通过飞机将已经压好的纸型从北京运到南宁,纸型上凹凸的痕迹就是一行行文字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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