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文化程度、技能素质高于老一代，虽然在工作耐受力方面弱一些，但在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方面表现强势，对城市里面的歧视性制度越来越不满，渴望与城里人享受同等的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公民权利。他们没有老一代‘叶落归根’的乡愁情结，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李萌说。

　　我出来不是为挣钱的，我得有尊严

　　“我辞职了，是因为我感觉到领班太势利眼，对我们太不人性化了。我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学技能，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家里不缺钱。如果我回去，我可以在当地工作或自己做个小生意。但我不能为了在这里工作而没有尊严，看着领班的眼色工作，我才懒得伺候他呢。”3月22日，记者在北京朝阳区世贸天阶附近采访时，正巧遇到一位边走边打手机的男孩，约摸20岁左右。

　　记者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交谈，之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位出生于1990年的男孩叫李小强，原籍安徽阜阳，之前在北京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和领班发生了小矛盾，在此前两天已经辞职不干了。由于事发突然，酒店还欠他10天的工资（酒店每月10日发薪），但他义无反顾离开了，宁可不要那10天的工钱。

　　李小强具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这些孩子更容易接受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如果用直接、严厉的管教方式，他们甚至会立即向你提出辞职，哪怕还拖欠着工资，他都可以不要。在他们眼里，个性、尊严比工作更重要。

　　在郑小立的企业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和李小强非常接近。来自内蒙的“85后”技术工人张初明对记者表示，“虽然都是打工，但我们更看重工作环境和能学到什么，即使可以多挣钱，但又累又脏而且最终学不到任何东西，我也不愿从事那样的工作。”

　　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初明的表达能力非常出色。这位只上到高一而中途退学的小伙子善于学习，与人交谈中充满自信，目光直视对方。如果他的普通话说得再标准一些，似乎没有人会认定他是来自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

　　“公司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员工生日会。凡是当月过生日的员工，老板都会请我们到饭店吃饭，平时过年过节的红包更是从不缺少。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感觉到企业是把我们当人看，而且受到尊重。”张初明说。

　　新生代农民工在名字上已经和第一代农民工就有明显的变化。张初明的父母希望他将来有出息，就如同初升的太阳带来光明一样，因而取名初明。家里不仅有电话，父亲还有手机。为了不让父母有太多的牵挂，他每周都会给父母打一次电话，但大多只用三五分钟时间报个平安而已，因为他不喜欢听父母唠唠叨叨。

　　不要把我们当机器，不开心就会离开

　　张初明每天的工作就是开印刷机，这属于技术工种。在企业里，至少工作5年以上才有机会晋升，而一旦晋升，月薪高达6000元以上。他的师傅是一位工作了10年之久的湖北人，月薪已突破1万元。不过，春节后他的师傅辞职回乡创业了。公司再三挽留，但于事无补。

　　对张初明的影响是，一旦有足够的积累，或许有一天他会步师傅的后尘，毕竟在北京没有归属感。“公司对我们很好，但我们始终不会把这里当家。结婚生子、照顾老人都是我们要承担的责任，但在北京，我们根本买不起房子，回家是迟早的事情。”
　　
　　缺少归属感，认为自己始终在漂泊，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又一共同特征。他们无力支付高昂的购房成本，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他们的收入并不低，甚至高于参加工作不久的本科毕业生，但家乡就业和创业机会的增多让他们多了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