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书籍伪装本

　　《政治材料》第一期，封面书名曾伪装为《脑膜炎预防法》，伪托“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印行”。据国民党政府档案记载：1929年7月，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呈报称，“封面为署名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印行之《脑膜炎预防法》，内容则为《政治材料》第一期，系共产党化名反动宣传品。”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和各派军阀在全国各地，“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出版了一大批革命进步书刊，但却遭到查扣、销毁。同时国民党政府除通过党务系统和政府系统严厉查禁外，还设立了邮政检查委员会，凡通过邮政部门寄出去的书刊，必须经过严厉检查，才能寄发。而经过伪装的《政治材料》第一期，居然顺利地通过了邮局的检查，平安地寄出去了。

　　据1962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晦庵《书刊的伪装》一文云：有一次，有人拿着一本《脑膜炎预防法》到邮局寄发，恰巧被“检查老爷”看到了，当事人正在着急发愁，不料这位“老爷”刚一伸手，看到书名，竟像烫着了火一样，立即缩了回去，噘起嘴巴捏着鼻子走掉了。原来他以为看这种书的人可能已经有脑膜炎症象，容易传染，自己性命要紧，倒不如赶快躲开为好。

　　（三）革命刊物伪装本

　　五五书店向愚编辑出版的《半月文选》

　　1939年7月，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支持下，由向愚、刘国英（刘雯）夫妻集资于衡阳司前街创办了五五书店，刘国英任经理。徐特立对该书店的创办非常关心，并指示说：“书店要办得大一点，书刊要丰富一点，要设在比较繁华一点的地方。”资金不足，徐特立在八路军通讯处拿出了一百元（银元）相助（后向愚以陕西大同书局的稿费归还了）。徐特立为照顾邓子干（徐特立的学生）烈士的遗孀陈兆母女的生活，特地要刘国英安排陈兆在五五书店当营业员，并协助刘国英工作。

　　“五五”，即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取名五五书店，是表示对马克思的纪念。

　　1939年10月，在徐特立的支持、指导、帮助下，五五书店向愚编辑出版了《半月文选》。编好后先送给徐特立阅后才付印。如有一期选登了斯大林关于国际形势的谈话，称斯大林为同志，徐特立说不好，应改称为先生，这样才不会引起顽固派的注意。

　　《半月文选》编好后，到哪里印刷出版呢？据现湖南图书馆收藏的该刊第二期，版权页上记载为“重庆：苍坪街；衡阳：司前街；曲江：风度北路；桂林：桂西路。”其实这四处地方几乎都是伪托的，真实的印刷出版地是在桂林，而桂林的“桂西路”又系伪托。据负责该刊编辑印刷出版的向愚的女儿向刘骝（现为离休干部）回忆说：“《半月文选》编好后，每次都是我父亲拿到桂林去印刷的，每次都要把我带去，一路上一大一小，又装扮成走亲访友的模样，就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当时还只有5岁，也并不知道父亲到桂林是印刷《半月文选》。每次到了桂林后，我们是住在旅店里。每天父亲早餐后出去，把我留在旅店里，他晚上才回来。有时说去找姨妈，回来时说姨妈恰好不在家，没有找着。有时又说去找姑妈，又说姑妈搬了家，找不到。但每次回来，总是要给我一些饼干糖果。有一次，还将我带到漓江的将军桥，要我在那里看人家钓鱼，他又办事去了。回来后，我讲起此事，妈妈很生气，说让一个细妹子在那里看一些素不相识的人钓鱼，不怕坏人把她拐走卖掉了！自此以后，父亲出去办事时，就把我托付给旅店里的人看管。”“至于具体在桂林的什么地方，过去不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1989年向愚去世，所以《半月文选》的印刷出版地已成谜团。

　　《半月文选》主要是刊载有关革命进步人士对时事评析方面的文章，以正确引导人民群众认清抗战形势，揭露各种妥协投降派的言论，从而帮助人民树立抗战的必胜信心。创刊号刊载了毛泽东的《目前国际形势与我国对策》、《我们对过去参政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和陶行知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会议的意见》等10余篇文章。

　　《半月文选》深受革命群众欢迎，宣传效果很好，仅最后一期就销售了5000份。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五五书店被国民党顽固派查封，《半月文选》也就停刊了。

　　王民田、汤永安、周仲由编辑的《粮食》半月刊

　　《粮食》半月刊，1946年5月4日创刊。发行：粮食半月刊。编辑：王民田、汤永安、周仲由。社址：长沙顺星桥8号。

　　《粮食》，从其内容看，是一种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革命刊物。创刊号的发刊词《我们永远前进》说：“胜利的手因捶击复员的钟而厌倦了，然而，阴云并未被这串洪亮的声音而冲散。”“我们，这一群在炮火中生长的孩子们，为了不愿让‘书荒’的阴影罩住大家求知的眼睛，于是不顾自身的声音是多么嫩弱，不顾自身的力量是多么单薄，持着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信念，毫无保留地献出了我们的努力，送上这份薄薄的礼物，在这寒冷的春夜里。”“朋友！请用你们明亮的眼睛，慢慢食下这份‘粮食’，”“让这个国家里，再没有火药味与尖叫声，而到处充满花香和朗康的笑声，今天、明天、后天、以至于永远，永远……”

　　第二期的封面上有一幅木刻画，画的是一位战士骑着奔驰的马。画的下面写着：“前进，民主斗士！”第二期还刊载了一篇《五月颂》说：“在荆棘的荒原上，在颠沛的日子里”，心情虽然并不舒畅，却充满了对明天的向往与希望。鼓励“子民们”英勇地站起来，去获得阳光灿烂的明天。

　　《粮食》，其内容却不是普通的粮食，但为了能依法登记，取得出版的合法权，而不致于被敌人查扣、捣毁，于是便以“粮食”作为这个刊物的伪装刊名，寓意精神食粮。这是迫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所为。日寇投降后，虽然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双十协定”及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中，明确规定了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力，然而国民党却悍然不顾，使政协纲领成为一纸空文。接着，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煽起了查禁革命进步书刊，逮捕杀害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妖风鬼火。1946年4月至5月间，反动派在西安暗害《民众导报》的主编李敷仁，查封了《黄河晚报》，接着又封闭了在北平的新华社、《解放》三日刊和其他报刊、通讯社等77家。此外，在广州、成都、昆明、天津、长沙、徐州等地，也都制造了一连串类似的暴行。所以若不采取这种巧妙的伪装办法，不但不能“依法申请登记”，而且随时都有被查封和捣毁的危险。

　　《粮食》半月刊传世极为稀少，笔者仅见到湖南图书馆藏有其1946年5月4日的创刊号（静电复印）和1946年5月25日的第二期。

　　伪装本书刊，是在特殊年代里，以特殊方式出版的特殊版本的书刊。这种书刊多销往国统区、敌占区，是中国共产党对敌宣传斗争的手段之一，是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在国统区、敌占区得以传播的历史见证。这些伪装本书刊，对当时对敌斗争的顺利进行，为新中国的建立，发挥过重大作用。现在，伪装本书刊成为了研究我国现代革命出版史的重要实物依据。特别是那些传世稀少的伪装本书刊，既是不可多得的革命文献，亦是极为重要的革命文物，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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