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搭建文化科技融合服务平台。国际经验表明，文化科技融合服务平台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孵化和培育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科技企业，以及培育新的经济发展增长极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现有文化产业“小、散、弱”明显、“高、精、尖”不够的状况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政府积极引导，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的方式，完善公共技术平台、投融资机构、人才中介机构等文化科技融合服务机构。第一，运用信息网络，为文化科技创新成果的信息发布和产权交易提供便捷高效的个性化、定制化服务。第二，在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内积极引进技术专利代理、投融资咨询、猎头等服务机构，发挥他们在知识产权代理、专利申报、人才引进等方面的特长，为文化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第三，适应新时期文化科技创新的需要，推动文化科技融合服务平台由单一的政府建设模式，逐步向大学、科研机构、服务企业、民间机构甚至是国外资本共同参与的建设模式转变，实现对外有序开放，加速要素流通。第四，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发现、搜集文化企业和文化人才的心声、建议、意见，同时，发挥协会专家资源优势，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当好文化企业的“代言人”、“解铃人”。
　　
　　着力为文化科技创新提供法律、人才保障。总体而言，我国法律体系关于文化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相对而言，适应文化科技创新的法规不多，多数是一般程序和内容管理；可以与其他经贸、商业领域以及与国际衔接的文化科技创新法规不多，多数只具有局部适用性；文化法规层级相对不高，多是部门规章。因此，要加快促使文化领域走上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管理有序的轨道，保护和充分运用好知识产权，为文化科技创新营造良好法律环境。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才上。要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文化行业设立科技工作室，支持其开展探索性、原创性研究，重点培养和支持一批中青年创新人才；每年重点扶持一批运用自主知识产权或核心技术创业的文化人才，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职业经理人；利用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扩大选拔范围，广泛吸引财经、金融等领域的优秀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适时出台文化骨干人才持股和制度激励等优惠政策；突破文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难点，不在思维上设“禁区”和“高压线”，鼓励他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探索建立文化人才培养政策、体制机制先行先试的人才特区，造就文化科技创新高素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