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6日，在贵州万林的一次论坛上，申音和《中国周刊》主编朱学东有了一次交谈。这次在竹匾、南瓜、菜花和山峦之间的对谈被两个人延伸到了微博上，成了一个花花世界弄潮儿和传统媒体守望者之间的辩经。
 

　　申音说：“虽然传统媒体人都往新媒体跑，但绝大多数很难适应。我看纸媒还有机会，走定制化设计品路线。砍掉传统发行渠道，定价提升10倍，限量特供邀请制发行，重金设计，不养记者，按《纽约客》的稿酬请一流写手，内容一律不准上网，只用微博微信预报和沟通用户。只与一流品牌深度合作。”
 

　　朱学东回复说：“不完全同意、杂志也是商业，但商业不是唯一。单纯商业考量的话，杂志就不再是杂志，《中国周刊》也不再是《中国周刊》，朱学东也不再是朱学东了。转身之难，难在过去所受教育和生活经验以及对它们的不同理解。”
 

　　这两个人站在产品价值和新闻价值的角度上各说各话。几个月后，申音坐在办公室里，回忆起这次争辩，说：“我相信我的话会在他心里留下一颗种子。要做传统媒体的守门人，很好，也值得尊敬。但问题是，你不能又想在花花世界，又想做孤独的潜行者。”
 

　　一个只看手机不看书遑论杂志的屌丝时代到来了。就如同蒸汽机的发明迎来了大航海时代和资本主义民主一样，手机社会的商业模式和生产关系都面临大变局。每个人都希望更多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但没有能够证明自己一定是正确的。莫衷一是的时候，凯文·凯利的《失控》聊备一格。现在看来，这本写在1990年的书变得更加时髦了。在书里，他说：“网络中没有知识的中央管理者，只有独特观点的监护人……分布式的，无领导的，自然出现的整体性成为社会的理想……计算机促使了异质化、个性化和自由意志。”
 

　　亦步亦趋的媒体人和观察家已经无法解释世界的变化和预判人类的未来了，我们只能稍微相信点儿技术哲学家的话，哪怕听起来有点儿枯燥。另外，要是冯小刚能再拍一部《手机》就好了——既然他对“屌丝”二字那么有想法。不过，可穿戴设备又要流行，搞不好等他拍出《手机2》就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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