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尊重也在国外考察中感受过。比如我们到澳大利亚模拟参与人家的投标，我们假模假式地参与投标也拿标书，当然我们不敢举牌，只是来看。我们看到一个项目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城市工厂改成住宅。现在工厂已经搬走了，这里已经是一个废弃的地方，为了保留记忆，这个工厂的烟囱是不能拆的。我们回来也学习一下，我们天津拿一个玻璃厂，玻璃厂有三根大烟囱，我们不是投标的，就是跟地方公司的总经理说了，这三根烟囱不能拆的，我们现学现卖。等建设好了一看，我说烟囱呢？你哪怕给我保留一根啊，三根全没了。我们的负责人说我们要保留，但是买的业主不愿意，说你要留着烟囱我们就不买。我们要跟着消费者走。所以理想主义的东西就拆掉了，我就非常郁闷。

    有一次去日本参观京都一家搬迁的陶瓷厂，发现有三根烟囱，和天津玻璃厂的相似，但是是半截的，只是原来烟囱的1/3。里面再看，拆的砖做了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告诉你这里曾经是一个陶瓷厂。看着很受启发，如果我们在天津可以这样做，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弄成一个城市雕塑品了。显然你有好的愿望还要有一些创意，更要尊重历史。

    回到新的城镇规划，在这个规划出台之前，我是比较焦虑的，焦虑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几年就是靠基础设施拉动投资刺激经济。但是这种拉动更多的是沿着全国铁路、公路在一个城市地区配公共建筑，还是以大城市、梳城市为主的。现在提出这种大城市资源太集中了，应通过小城镇，用新一轮的刺激来拉动经济。这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城市真的已经大到顶了吗？大城市病真的需要通过中小城市来解决吗？一出门就看到山看到水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我是怀疑的。

    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说大城市病的时候往往会说到贫民窟。刚才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未必啊，农村来到城市一开始就是低层低收入。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讲，“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说法，确实有点浪漫主义。但是我说的不是很浪漫，就是“城市让生活更好”。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哈佛有一个教授是专门研究城市发展的，他叫格莱泽，格莱泽教授有一本书叫《城市的胜利》，他列举了里约，我们知道这座城市有很多的贫民窟，还有圣保罗，他做了调查和分析。什么是“让生活更好”？“更美好”那个“美”字就算了，你到贫民窟一看，绝对不美，城市要发展，贫民窟就是城市的毒瘤了。

    格莱泽教授专门针对贫民窟做调查，从寿命，发展机会，教育、求职等方面入手，结果表明，卫生很差，水供应也不好，供电是黑帮控制。不过问贫民窟居民，你愿意在这里生活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生活，可以看到山看到水？他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有希望，生活是为了希望而生活的。为什么年轻人愿意离开家乡到城市来，他觉得可以给他更多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是一个很主观的预期，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了。

    我们看统计数字，贫民窟居民平均寿命长于农村居民的平均寿命。他们在里约在孟买享受的公共卫生、自来水和电比农村好。总的来讲，它对城市的繁荣发展是有利的。你说公平吗？不公平。他为什么还是愿意住在这里。你说不需要改善吗？当然需要改善，无非两种办法：一种就是硬把它拆了；另一个就是想办法局部改造。现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现在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怎么认识不平等的现象，怎么改善。你说更美好做不到，那应该是更好。我们来看看，中国有没有贫民窟？中国至少从公共建筑形象来讲，绝对是比其他的贫民窟好很多，我们也没有黑帮控制。现在可以看到，北京有人群租，群租房就是变相的贫民窟。两房一厅的设计，本来三到五个人住，现在有的住了30个人。它为什么存在呢？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住不起，生态链当中一定要给他谋生的机会。但是总的来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说到最后，再谈两句自己的体会，第一个就是发展商要扮演什么角色。直到93年以前，万科始终是被动的。到了现在，开始有一种被动到主动的感觉，就是我们参与到城市的规划当中。第二个就是绿色建筑，这个你可以做，可以成为企业的品牌，也可以成为你的美誉度，成为你的竞争力。所以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当中，政府、媒体、社会都非常愿意看到有一定品牌和信誉度的公司进一步发展。下一步发展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品牌体现，不仅仅是赢得消费者赢得市场，还要赢得社会的信任，更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万科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呢，我们要用3D打愈打印房子。三年之后万科的建研中心就会用3D打愈打印出一个房子，万科要集中资源，集中全球最优秀的资源，在中国广阔的城镇化进程中，做很多以前想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