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该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卢爱桐介绍，就江苏省来说，全省人均GDP在2016年已达到14600美元，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江苏省的工业污水排放总量在近几年已呈现下降的趋势。

  卢爱桐介绍，在对江苏省13个省辖市1990年至2013年的人均GDP与工业污水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随着人均GDP不断升高，工业污水排放先升高，当经济发展超过一定水平后，工业污水随着人均GDP的升高而降低，表明江苏省经济发展在水污染成功减排的情况下实现了软着陆。

  这项研究成果刊登在最新一期的《中国环境管理》上。此项研究丰富了社会经济发展与水污染关系在市级尺度层面的实证研究，为“十三五”期间江苏省水污染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而东部发达地区的环境经济关系研究，对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两者关系发展趋势研究，也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经济和环境污染关系可能出现拐点

  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201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经验，在这一阶段，受公众环境意识觉醒和经济结构变化驱动，经济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可能出现拐点。

  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污染排放是由国家的技术水平、富裕程度、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共同作用决定的。

  从弹性系数的绝对值大小来看，人口每增加1%，工业污水排放增长0.96%左右；水资源消耗强度每增加1%，工业污水排放增长0.21%左右，人口增长相对于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水排放有更大影响，可以理解为城市化对工业污水的排放有更大影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工业企业布局更加集中，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提高了环保设施的效率。

  专家们同时表示，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环境存在着一个阈值(临界值)，当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超出这个阈值，无论再怎么发展经济也无法回到之前的状态，因此不能单纯地把经济当成改善环境的一种手段。

  “两者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呈现出个异性，尤其对于江苏省，省内区域发展差异较大，江苏省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曲线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代替省内所有地区。”卢爱桐说。

  此项研究还发现，人口规模效应具有较大的正效应。人口数量的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与环境污染排放相关的生产活动相应增多，工业污水的排放也会随之增多。人口规模的增加与城市化进程紧密相关。另外，该研究还发现技术发展和环境政策实施对污染减排带来了愈发积极的影响。

  上述专家们表示，人口规模、水资源消耗强度对工业污水排放量呈正向影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意味着江苏省人口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增长，并且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江苏，人口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仍将继续。针对这种形势，工业企业需要更有效地提高用水效率，节约用水，同时加强公众的节能减排意识，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控制水资源消耗，形成可持续发展人人参与的良好局面。

  江苏工业污水减排还有一定空间

  江苏省境内有104个断面被列入《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太湖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其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长江下游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进度。

  卢爱桐等专家认为，目前江苏省工业污水排放仍处于较高水平，曲线下降的趋势还不够显著，因此对于工业污水的减排还有一定空间，主要是苏中和苏北地区还有较大的减排空间。

  目前，在江苏省污水排放中，生活污水同样占相当比例。专家认为，工业污水减排带来的边际成本逐渐升高，全省污水减排工程需要从工业点源治理逐步向城镇生活污水控制上转移，加快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有效减少污水排放量。

  “临近拐点，既表明仍有减排的空间，同时也预示着减排将会面临一定的瓶颈。”卢爱桐表示，随着末端治理技术的不断推广，其带来的边际减排效应逐渐降低，应该将政策重点逐步转移到水污染排放的全过程管理，包括源头治理、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所有环节，通过对工业用水分类收费促进工业节约用水，制定政策促进中水和再生水的回收利用，加强过程管理的贡献。

  专家们还表示，当前应完善相关环境政策，将环保政策与经济、法律等要素相融合，推进水污染治理体制改革创新，完善水污染排污权有偿使用交易试点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深化许可证管理改革，推进环境污染责任试点等，通过多手段实现水污染减排改善江苏省水环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