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霞（化名）是千帆聘用的100多名残障员工之一。她2010年入职，因腿脚不便，负责生产车间机器设备的开启工作。

  2013年11月24日，郑红霞因身体不适提早回到员工宿舍休息。当晚11点左右，同在千帆工作的丈夫回来，告诉她印刷车间发生了哄抢事件。郑红霞披上衣服慌忙赶往厂区，发现工人们仍在正常作业，机器运转如常，但车间里有不少人员频繁进出，搬运印制好的书刊成品以及部分半成品。郑红霞认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公司内部业务员。尽管早已习惯了车间运转的繁忙，但在过去工作的几年时间里，类似业务员集体“抢运”货物的情况她还是头一次遇见。

  后来经证实，这些人中的确有不少是千帆的业务员，确切地说，应该属于业务股东。王东（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对郑红霞“抢货”的说法并不认同，并辩解“业务员那么做不叫抢货，这叫保护客户财产，守住公司信誉，把印出来的东西送给客户”。据他所说，当时他“成功转移出7000多箱、接近37万册《新华字典》”，“并连夜送达客户手中”。

  关于“业务股东”，王东给出了相对明确的释义，即“根据所接业务的多少来享受对应的业务分成”。简单地说，就是这些人员为公司争取业务，公司回馈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至于具体的分成方式，王东称那属于行业机密，不能泄露。

  事实上，当王东赶赴公司“抢救”这批印刷品时，已是25日凌晨。王东说，24日晚11点半左右，他接到一个“内部电话”：“来一下吧，可能要撤了，老大已经撤了。”当时他出差，正在返回福州的途中。

  电话是另一位业务股东打来的，对话中，他得知公司发生变故，电话中提到的“老大”，就是千帆的董事长鲍才全。后来王东获知，关于“老大已撤”的消息最早来自鲍才全秘书发送的一条短信。但王东声称当时他并没有收到这条短信，并一再强调这些都是“内部消息”。在含糊其词中，他对于是否真的存在短信通知不置可否。

  但王东肯定，其他的业务股东“应该在（当晚）9点就开始聚集”。他和郑红霞都属于消息相对滞后的那一拨。但区别于郑红霞，作为公司高层，王东对25日事态的发展已经提前做出了一定的预估。

  25日那场宣布“散伙”的会议王东并没有参加。在不少人看来，那场会议仿如一记重磅炸弹，来得毫无征兆。但王东透露，早在“炸弹”爆发前3个月，公司内部就已经出现资金周转问题。总经理助理杨小姐证实了这一点。

  该公司总经理即鲍才全的弟弟鲍才顺。杨小姐说，几个月前，鲍才顺已经开始四处奔走，筹措款项，“争取为员工发放工资”。这似乎隐约透露出，在事件完全爆发前，该公司已经在为财务紧缺状况做后续准备。

  比对杨小姐和王东两人提供的信息，记者发现，就在鲍才顺为资金忙得焦头烂额的同时，另一边，鲍才全也在进行着他的大举融资之行。

  王东介绍，几个月前公司资金链断裂，当时鲍才全已经意识到“出现的状况”，因此出外筹资。他强调，按照预定计划，“老板是可以自由回来的”，但后来的情况显然超出了既定的发展轨道。在王东看来，此次筹资成败是关系公司能否渡过“危机”的背水之战，衡定的标准就是能否安全跨过这个年关，“如果可以维持到过年的话，我们老板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实际上，据王东所言，从“危机”显现到局面失控，公司一直都处于“维持”状态。关于这个“危机”出现的时间节点，王东说：“其实我们时刻都知道，只是我们一直在维持。”王东表示，在事件走向不可挽救的势态前，千帆已经“正常维持了3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