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印】讯：宋耀如的性格执著，感情强烈，并不安心于终身做一个受教会控制的平凡传教士，他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骨子里是胆大包天、蔑视传统的。婚后的宋耀如在合适的环境里准备着自己创业的关系和资源了，他开始认真地考虑在传教之外做更多的事。

　　这一年的年底，宋耀如被提升为正式的牧师，随即调回上海市区。这是个大喜讯，他终于可以和众多的朋友一起干一番大事业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动乱频频、狼烟四起，上海更是各种势力碰撞交汇之地，既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也有帮派势力的蔓延。

　　经过朋友的介绍，宋耀如加入了三合会。这是上海的一个秘密会社，在外一般称为红帮。它的宗旨是反对满清政府的统治，恢复汉人的政权。在当时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加入的，因为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上海是三合会的大本营，当时上海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秘密加入了这一组织。

　　从这时起，宋耀如最密切的朋友都是三合会的成员，他本人也开始从传教士向革命者过渡。他在美国接受的林肯的思想，替代基督的教义占据了上风。帮会的兄弟不光从事反清活动，为了筹措经费，平时也都经营着不少工商产业，这正好给了宋耀如在实业方面发挥才能的机会。

　　在美国经营丝茶的实践和多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耳濡目染，特别是卡尔将军的商业经验使得宋耀如比别人更有眼光，他很快看出了赚钱的门路。当时的宗教书刊都由国外印刷再运到中国出售，这样一是价钱太高，一般劳动阶层都买不起；二是这些书都是英文，大多数人买了也读不懂。宋耀如那时正在给美国圣经协会当代理人，销售宗教书刊，这个圣经协会向世界各地提供不同文字的《圣经》，宋耀如代理出售的是英文版的《圣经》和中文版的《新约》。

　　根据这种情况，宋耀如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准备买几部印刷机，用当地便宜的纸张、硬板纸封皮和本国的排字工人来全天开工生产，这样他就能以很低的价格复制和印刷大量的外文书刊出售。因为成本大大降低，宋耀如提供的圣经和其他外文书籍的价格也要比直接从国外运进来低得多，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承受得起的。当时白话文的《新约》在中国已经出现，如此一来凡是能读书看报的中国人便都能看得懂《圣经》了。

　　早在美国求学期间，宋耀如就曾在当地的印刷厂勤工俭学，所以他对西方的机械化印刷也基本懂行，从而能比别人更早的发现这个商业机会。

　　从宗教的传播方面看，这也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事业。宋耀如乘机说服了西方一些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在金钱和技术方面为自己提供帮助。另外从三合会方面看，有一个自己人控制的印刷厂，他们的许多宣传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秘密大批印刷，真是再好不过。有了帮会力量的支持，宋耀如在上海的工厂很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这时倪桂珍带来的嫁妆钱派上了用场，牛尚周和温秉忠也提供了一些资金，当然三合会的兄弟也有部分投资。用这些钱宋耀如买了几部印刷机，还在法租界买下一幢不大的房子来当厂房。这幢房子原是山东路上一个年久失修的货栈，所以后来三合会的成员经常在那里开会，进进出出从未引起清廷探子的注意。

　　宋耀如把自己的公司称作华美书馆，利用原来的代理关系，很快他就得到了替美国圣经协会印制《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小册子和为其他传教组织印赞美诗的合同。这时的宋耀如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日夜奔波，已把传教变成了兼职工作。而这时他和林乐知的关系也因为有了自己的事业而开始缓和起来。
　
　　在印刷厂的筹办过程中，他又听取温秉忠等人的建议，组织人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吴语方言，这样信教的即使是纱厂女工、乡间的农民和码头装卸工，也都能买得起，读得懂了，印刷数量就可以大大增加。

　　有了自己的事业，宋耀如积蓄已久的能量终于爆发了出来。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为自己的事业整天东奔西跑而不知劳累。在美国养成的良好工作习惯也让他的工厂管理效率更高。

　　当时的传统中国人还有不少懒惰和不重视时间的毛病。宋耀如尤其对不遵守时间的行为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和几个三合会成员约好了谈事，结果遇上下雨。等了半天对方也不见人影，宋耀如一气之下冒雨跑到他们住地，也不顾有些人在会中的地位比自己高，大声责问为什么不遵时守约，结果双方发生了争吵。

　　和会中长老发生争吵，也只有宋耀如这样受过西方教育又性子急的人才敢。这次争吵反而提高了他在帮会兄弟中的威望，许多人知道了他是讲究效率的人，与他打交道或在他手下工作时都不敢懈怠和懒懒散散。他的印刷厂很快开始了运行，并且情况十分良好，不到半年时间就开始盈利。随着影响的扩大，西方人都知道有一个“印《圣经》的宋查理”了。他的工作效率和经营能力开始被人关注，不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因为他的名气而交给他经营，宋耀如还获得了该厂的一些股份。作为一个实业家，他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